映后交流

君伟：欢迎大家来到“映见时代——致敬现实主义电影”主题展映，今天放映的是王小帅导演的《地久天长》。首先请问一下导演，您拍的电影，比如《青红》、《十七岁的单车》、《我11》这样的电影，都是关于青春、关于年轻人的故事。这部电影《地久天长》是一个偏向中年友谊和家庭关系的故事，是怎么想到要拍这样一个故事呢？
王小帅：因为不管是什么时期，我拍电影都是当时我特别想要表达的。我曾经拍过一些年轻人的电影，大家认为我离不开青春期，是因为我那时真的年轻，脱不开青春期。现在慢慢地觉得，有很多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以及上个年龄段的人的生活和过往都值得被记录。所以，我就想要在这个时候，抓住当下自己的感受，不仅是关于中年人，还关于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变化。虽然现在这还不是一个特别流行的趋势，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所以就做了这个片子。

映后交流

君伟：欢迎大家来到“映见时代——致敬现实主义电影”主题展映，今天放映的是王小帅导演的《地久天长》。首先请问一下导演，您拍的电影，比如《青红》、《十七岁的单车》、《我11》这样的电影，都是关于青春、关于年轻人的故事。这部电影《地久天长》是一个偏向中年友谊和家庭关系的故事，是怎么想到要拍这样一个故事呢？
王小帅：因为不管是什么时期，我拍电影都是当时我特别想要表达的。我曾经拍过一些年轻人的电影，大家认为我离不开青春期，是因为我那时真的年轻，脱不开青春期。现在慢慢地觉得，有很多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以及上个年龄段的人的生活和过往都值得被记录。所以，我就想要在这个时候，抓住当下自己的感受，不仅是关于中年人，还关于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变化。虽然现在这还不是一个特别流行的趋势，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所以就做了这个片子。

君伟、王小帅导演
君伟：因为这个片子，它讲述的时间跨度非常大，包含了过去的时代，比如国企下岗、黑灯舞会，它其实是过去时代的东西，您是怎么用现实主义的风格去处理过去时代的现实感的？
王小帅：首先我觉得在大多数更年轻的人看起来，那是过去的时代。但实际上，可能年岁比较大的人知道，过去的几十年都还在那里，并没有那么遥远。很多人是从少年变成了中年，我们的父辈从青年变成了老年而已，这个历史还是存在的。我觉得不管今天社会变成什么样子，它跟它的过去是不能完全脱开的。就像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老年，他性格的形成一定跟他过往的成长是有关系的，他不可能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所以我觉得，要尝试把这样的变化以电影的方式记录下来，在拍《地久天长》时，我觉得难度最大的就是这点。
如果这个电影拍一个局部的阶段，一年、两年或者一个星期，甚至几天发生的故事，从电影的表现形态上来说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在这部片子中，我想把时间拍出来，愣生生去拍时间是非常难的。因为你不可能让一个演员在短暂的时间里，呈现出青年、中年和老年的状态。所以我们是硬着头皮，把一个电影最难的东西给它呈现出来的。虽然现在高科技能够帮助做到这些，但这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几十年可以在文字中一笔带过，可以描述这个人的状况，可电影是需要拍出来的。我们想接受这个挑战，一点点地让观众看到时间的演变。
君伟：这个时间的跨度，其实构成了一种史诗感，通过百姓的生活，反映了中国在不同进程中的时代气氛和社会问题。我们今天的论坛主题叫映见时代，想问一下导演，您觉得个体生活跟大的时代的关系，在电影创作中是怎么梳理的？
王小帅：我们每个时代都有官方在记载历史，不管是什么朝代、什么过去。实际上在官方的历史之下，有很多民间的历史，有很多野史，可能并不受官方历史的局限，但是这些历史更真实地呈现当时社会的另一面。所以说，我们在最底层的人，或者说普通人，在时代的变革下，普通的生活、命运的变化、情感的变化，是非常真实的，这些东西才能体现历史的真实性。所以，我觉得真正关注现实的电影，其实关注的就是最底层、最普通的老百姓，以及他们的情感和生命的变化。

王小帅导演
君伟：因为影片的中文名字叫《地久天长》，让人联想到那首老歌，友谊地久天长，它是关于友谊的，关于两个家庭之间很多年友情的羁绊。但是，影片的英文是《So Long, My Son》，是关于孩子的，这样看来，这部影片又是关于失孤家庭的一个议题。关于片名是如何考虑的？
王小帅：我们经常说中文电影的名字起完之后，英文的电影名字或者法文的电影名字不见得是直译。制片人或者是海外的发行公司会提一些意见，比如什么样的片名更适合这个国家，这是允许的。其实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国外的一些电影引进来以后，会翻译成更吸引我们观众走进影院的片名，这是完全可以的。
那么像《地久天长》，在中文里面，我觉得大家一听就会有很多的含义在自己的脑海里浮现出来。对我来说，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是，当你从青年时期一路走来，你会发现除了社会在变化，人也在变化。比方说，以前你觉得已经非常了解某个人了，结果长大了以后，突然发现他的思路跟你不一样了，或者他的家庭的变化也跟你不一样了。过去我们经常说，人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在学校的时候，几个要好的朋友总说一辈子都不要分开，说我们永远可以地久天长，我们做什么都在一块，结果一结婚，有了孩子，有了丈母娘，有了老丈人，就乱七八糟了，全部分开了，最后想要聚一次就不容易了。此外，生活的形态永远在发生变化，说好的我们以后是一块养老，就实现不了，比如谁的孩子突然到了美国，他必须去美国照顾孩子；谁的孩子在哪儿上班，他老了就跟着孩子去了。一切的变化都随着时间和生命的变化而变化，这让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真正像我们所愿望的那样地久天长，生活的这种无常性就在这里面表现了。
再说到英文的片名，直译过去我觉得太直白了，什么friendship forever之类的，所以要找一个适当的题目。对于国外观众来说，其实也可以在故事里体会到生命的无常、友谊的维系等等。但是这里面的故事是一个孩子，是一个中国特有的几十年的近代史阶段里面，独特的家庭环境，独特的社会性的变化。我觉得《So long，My son》可以点到这个题目，意思是这个永别，是如此的漫长。真正到最后放下的时候，是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生活的洪流里面，变老、变得无助，最后不得不和年轻时候的那种热情告别。

君伟、王小帅导演

君伟：这部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上，把王景春老师和咏梅老师，捧上了影帝和影后的位置。演员的表演，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创作，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导演在现场去指导演员、调教演员完成的。所以想请教王小帅导演，您是怎么跟演员们沟通的，尤其是王景春老师和咏梅老师。
王小帅：这个其实不需要沟通，角色的命运是在前期选择演员的时候，就已经注定好了。要是选到年龄和性格特征特别适合角色的演员，那么他们实际上可以不用有太大压力，去演绎一个他们不习惯的东西。只是要把他们对生活的这种认知，一点点搬运到银幕上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之间的沟通是精神上的沟通，我只是给他安排和设定好真实的环境。在这部电影中，吕东作为美术指导，他也跟了我好几部片子，我们就是一直在做着一件默默无闻的事，就是制造那些时代的环境，而且要造得让大家感觉不到是我们造的，让大家以为好像这个地方是现成的，我们去了就可以拍，实际上它都已经消失了。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复原到很真实的状态，让演员一看就相信这个环境。再加上服装、造型给到演员以后，就能呈现出一个更真实的环境。所以说演员拿奖，其实要感谢的还是这些工作人员，他们背后的服化道、美术、摄影之类的。
当然，他们也会感谢导演。一开始人家上台领奖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像到了山西一样，醋坛子打翻了，真酸！但现在想想，感受不一样了，有时候看到这些人努力地工作，看到他们收到这样的一种回报，真心地感到开心，这其实让我也有了一种进步。因为以前都是自己去拿一些大大小小的奖，其实挺对不起那些为我付出的人，这次算是把他们都还上了。
君伟：九十年代，摇滚乐很兴盛，咏梅老师还在窦唯的MV《Don’t Break My Heart》出现过，所以想问下导演您当年认不认识她，是在一个什么机缘巧合下找到到咏梅老师来主演这部影片？
王小帅：我认识她已经很多年了，但我跟摇滚乐这些没有太多生活上的交集，所以在生活上见她也比较少。我知道她，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早期她的形象很有中国特色，很有中国味道，所以很想找机会合作，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我这次的戏主要让大家看到他们在福建海边的生活，是角色五十岁左右的时候，我需要找这个年龄段的人，所以咏梅正好是在最恰当的时候遇到了这个戏。
同时，还有一个幸运的原因，是她平时接戏很少，接戏少就留给她大量的时间，也就是这个戏的机会来的时候，她有时间。如果她特别忙，天天档期不断，那可能这个机会来的时候，她也没有时间能够合作，所以这些都是机缘巧合。
这个片子去柏林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聊天，她才告诉我，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演主角，我说不对呀，好像经常看你在电视上出没，她说那都是一些配角。我吓了一跳，制片人、投资人也吓了一跳。如果大家知道她一直没演过什么主角，大家不一定有信心让她继续往下走。所以很多的机缘巧合，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很多的变化也是一开始不知道的。

王小帅导演
君伟：今年2019中国济南吴天明青年电影高峰会专门设置了这样一个“映见时代”的主题展映，因为吴天明先生本人拍了很多现实主义电影，创作者们会有不同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比如用纪录片方式拍。想听听导演是怎么理解现实主义创作的，在您的电影观或创作的方法论上，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王小帅：这个也是很奇怪。应该是这一两年，或者说突然之间，我们党中央提出要关注现实主义题材，这是我也是始料未及的。如果是头几年，某个电影多么的火爆，可能是因为各种穿越题材、各种商业基础工业基础打得很好，电影本身很娱乐的。但现在是因为这种现象过度泛滥，就开始要转向现实主义题材这头了。
我这个人是这样的，你越是要拼命地强调某个方向，我就越不跟风。当然，今天吴天明青年电影主题高峰会不算跟风，算是领了先。但是不管他是什么主义，我觉得电影这么好的一个媒介，如果始终对于现实、对于我们的社会、对于我们普通人，对我们的历史不加以真实的关注，不加以真正理性的审视，只是为了娱乐化去做，我觉得是挺可惜的一个事情。电影工业作为整体，它的娱乐性是电影的基础，这在全世界都是这样，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失去其中的一部分，就是电影的记录的功能、审视的功能，甚至是批判的功能。对于社会所有的现象，当它们充斥在微博、抖音甚至私下里的抱怨中时，我们的电影往往不敢面对和直视它，这是一种损失。
所以我想说的是，这样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多了，让观众能更多地面对和看到我们社会发生的种种事情，然后加以深思，只有这样，走到电影外面去的时候，才会有更多人去思考这个问题，让现实社会不要出现类似这样的问题。比如最近上映的《少年的你》，我觉得特别的好，关于校园霸凌，关于社会上对青年关爱的失落。只有拍，而且拍得疼、拍得狠，让你在电影院觉得心脏被重击了一下，那么你到走到外面的时候，社会上这种现象才能引起你的思考。所以现实题材的创作，其实是不可或缺的。

映后QA

君伟：我们接下来把问题留给给观众，希望大家踊跃提问。

观众：我在三月份看了这个电影，我是1995年生的，没有经历过计划生育，但是我家里经历过，我妈妈经常跟我讲这个事情。下岗潮我家没有经历过，因为我们家不是国企的。导演经常在演讲中提到自己是经历过三线建设、三线工程这样的一个事情，您是如何看待发生在您身上的历史，以及发生在您这一代人身上的历史。还有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也和我朋友讨论过，我作为一个影迷、一个观众，觉得最后的结局，是不是有点过于温馨、过于大团圆，从而削弱了它的现实性呢？
王小帅：我觉得每个人的经历、每个人的出生、每个人的背景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比较顺利，有的比较坎坷，这些东西都是每个人命里带来的，都该经历的。但是我经常说，我们作为拍电影的人，如果有不同一般的经历，我觉得这是一种财富。像我们在三线建设时去的很多同学，他们离开以后，就想忘掉那段历史。可能他们觉得那段历史，对他们的生命是一种浪费，他们想忘掉，然后重新开始。这个我觉得是对的，因为他们真的不需要记住那个悲惨的事情，只需要选择一些美好的东西去经历和记住。
但是一个做电影的，或者做其他艺术工作的人，这些经历虽然伴随苦痛、挫折，其实可能都是给你创作带来营养的源泉，所以我就面对他们好了。我的父母是工人，我就是工人，那么有的人是农民，那就是农民，正视它，把它反映出来。这样的话，不同的人、不同的命运都可以得到关照，这个挺重要的。

王小帅导演
关于这个结尾，讨论的比较多，有些人觉得不解恨，需要狠狠地在那里停住，然后加强它的批判性等等。这个电影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简单的批判和不批判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确实生活在整个社会变化的洪流里面，确实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的父辈有很多这样经历的人，都要咬着牙，隐忍着活下去。除非他们不要活了是吧？包括现在很多你看去上访的被截回来的，那都是拼命地要去争取自己的权益，都不行了，有些人就是活下来了，这也是生活本身的一面。
像我刚才解释的，这个片子还要继续。如果再往下拍，我有很多的情节在后面还会发生。就是孩子回来，他们就幸福吗？他露出的这种微笑，实际上是开心之下隐藏的多少辛酸和无奈。他们要去组成一个像《小偷家族》一样没有血缘的家庭，没有血缘家庭的关系，那未来是不是就一帆风顺呢？包括留在那里的房地产开发商还被双规了呢，为了防止他贿赂别人。生活还在继续，看到我们中国人，我们的父辈经历这么多反反复复的变化，反反复复的不由自主、身不由己的生活经历，真的是希望给他们一点点欢笑，给他们一点点温暖。因为我们真的太不容易了，这就是电影要去关照和保护他们的目的。

观众：导演您好。在这个作品中，《友谊地久天长》这个歌曲反复出现了五次左右。除了您说的表达了知青返乡，还呼应了电影名字的因素外，您选这首歌曲还有没有您个人的一些情结和因素？
王小帅：是有一些，因为这首歌是非常特别的。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每一个时段里都有一些传颂比较多的歌。比如我们小时候天天在课堂里唱的那个“无产阶级大革命就是好”这种，还有“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些都是非常普遍的。过去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这种歌就不适宜再唱了，就要换新的歌，再如八十年代的“荡起青春小船”那种，因为那个时候开始谈恋爱了。
但是，只有《地久天长》是一直传承下来的，因为这个歌不具备特别强的政治性，不是某个时代为了歌颂这个时代的政策的歌。它讲的是友谊，讲的是青春，讲的是生命等等，所以它可以一直传唱，没有什么危险性。我们小时候有时候就听我们父母唱这个歌，然后你在旁边，大家都在听，当时流行革命歌曲，然后你唱这个歌没有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

观众：小帅导演，我想问一下，浩浩妈妈在临走之前，在咏梅耳边私语的时候，那句话不够完整，她说了一句，我们有钱了，你们可以生了，只要你们……我就一直在等这个包袱抖出来。但是，后面那句没有说出来。
王小帅：这个问题很重要，有的人很不接受这个，有的人可以接受。我从《闯入者》开始，包括拍这个电影，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人在生活里面，你们去想想自己，最难做的就是当你伤害了别人或者做了坏事以后，你去说“对不起”。夫妻之间吵架，男女朋友吵架，如果吵得厉害，谁想主动认个错，那太难了。其实说“我爱你”比较简单，说不出来可以用英文说，这样的话就过去了。现在我们很流行说“谢谢你”，中国从过去，作为一个失落的文明开始重新建立，包括“谢谢你”、“不客气”、“我爱你”等等都出来了。但是说“对不起”，在任何事上都是特别难的。在生活里，在我们的时代里出现了这种伤害，也许不是故意的，也许是为了自己，但却伤害了别人。像《闯入者》这个电影也是，说出“对不起”，这个忏悔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电影里面这个角色，她过去了那么多年，在临死前还想见到对方。但等见到了，你希望她实实在在地袒露出来，但她最后还是要隐藏住，可能她也糊涂了。在弥留之际，说出一个她内心藏得最深的一个愧疚，就是你可以生了。可能她当时觉得没有钱交罚款，这也显示出我们中国现在的文明程度，只是停留在我们有钱和没钱，觉得一切以前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钱，现在有钱了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国人到外面去采购，买各种名牌，耀武扬威地样子就好像有钱才是一切。这些现象都是认知上的一种缓慢的变化和局限，我是想要把这么一种东西同时勾勒出来。
像在宗教里，它有忏悔，比如说跟主教忏悔，或者跟各种神去忏悔，那个忏悔相对还是容易的。你忏悔完了就得救了，因为那个对象是神。可是你要面对你伤害的人，面对面地去说我错了，是非常难的事。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在生活里遇到这种事情能够敢于承担、敢于面对，这是对一个人、对一个民族和国家都非常重要的。